6月14日消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的“2018陆家嘴论坛”于6月14日至15日在上海举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在论坛上再次提示广大人民群众防范金融风险，“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超过8%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

这也是郭树清第二次在公开场合向广大人民群众提示金融风险。今年两会期间，郭树清曾公布呼吁，“要普及金融知识，提高老百姓对金融风险识别的意识，防范金融欺诈，遇到‘保本高收益’要举报的，保本就不可能有高收益，这是欺诈，一定要向金融监管部门、地方金融办报告。”

以下为郭树清发言实录：

李强书记、小川理事长、应勇市长、易纲行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时隔六年再次参加这个论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领袖，对金融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题，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也极为罕见。

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就有金融风险。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会发生不平衡、不协调。但是迄今为止，多数国家仍然通过危机来强制调整，付出沉重代价后，恢复经济金融平衡。只有在我们国家，才能够做到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各级政府主动作为，集中动员全社会力量，及早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防止生成系统性金融危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深刻把握现阶段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在规律，形成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中国方略，充分体现了中国智慧。其核心要义就是，从国情现实出发，以自我革命的理念和方法，主动消除经济金融隐患，成功跨越重大关口，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自我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处理新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基本方式，因而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途径。

我国现阶段的金融问题具有极大的特殊性。总的历史背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兴市场经济、“三期叠加”，同时处于市场化、国际化不断深入，经济增长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特定时期。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面对的矛盾更为复杂，有些风险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必须以更积极的态度处置各类隐患，以经常的“小震”释放压力，避免出现严重的“大震”，总体上要用事先的而不是事后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整体的而不是零散的方法，去矫正各种偏离，及早恢复经济金融平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我们展开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一系列战役。在工作实践中，有以下几个方面体会较深。

一是底线思维防患未然。总书记指出，要把各种困难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可能的风险和挑战想得更深入一些，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中国自古就有“治未病”的医学思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也需要树立预防为主的意识，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努力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早期阶段。近年来，针对房地产贷款、地方政府债务和互联网金融等系统性风险隐患较大的领域，我们设定审慎监控指标，开展压力测试，加强清理规范，及早介入干预，有效遏制了风险累积。同时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在经济上行期，加大拨备和准备金计提力度，多渠道补充资本，不断提升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二是稳定大局逐步加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治理金融业内部层层嵌套、自我循环，必须充分考虑机构和市场的承受能力，在保持国民经济列车平稳运行中拆除“炸弹”，防止出现“处置风险的风险”。在化解“类信贷”业务风险过程中，我们没有全线出击、四面作战，而是合理安排过渡期,先由机构自查再由监管部门检查，有计划、分步骤，渐次达成目标。在整治同业业务时，先从规范同业投资和同业理财入手，使特殊目的载体投资放慢增幅，继而出现负增长。同业理财余额逐月下降，至今已压减三分之二。与此同时，同业存放和同业存单则只有较小变化。直至去年底今年初，才开始启动规范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同样没有采取“一刀切”和急刹车的办法。

三是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善于抓主要矛盾，优先处理最可能影响全局、威胁整体的问题。在推动去杠杆过程中，金融管理部门坚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优先推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降低杠杆率。针对交叉金融野蛮生长、影子银行急剧膨胀等突出问题，我们及时开展市场乱象综合整治，有力遏制了银行业和保险业资金脱实向虚势头。一年多来，银行业在保持12%以上信贷增速的同时，总资产规模少扩张20多万亿元。在发展方式转变和总保费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保险业的保障功能不断增强，今年前4个月，人身险中纯保障类产品占比上升2.9个百分点。

四是区别对待分类施策。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市场的金融风险情况，采取差异化、个性化的办法。工作实践中，对于不法分子控制的金融集团等“恶性肿瘤”，毫不手软，及时实施“外科手术”。对于情况复杂、牵涉面广的案例，采取徐缓调理的办法，通过“慢撒气”逐步缓释，条件具备时再果断出手。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感谢上海市的支持和配合。对于“金融科技”，英国等国家提出了“监管沙盒子”的概念，而我们采取的实际上类似“监管沙房子”的框架，可能需要逐步调整优化。

五是抓住时机攻坚克难。总书记指出，应对金融风险和挑战必然要付出代价、经历痛苦，我们必须勇于直面问题，敢于碰硬、善于碰硬，把握时机，主动出手，及时消除隐患。去年以来，我们督促银行利用当前拨备较充足的有利条件，做实贷款分类，真实反映信用风险。目前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之比，已由高峰期的近120%降至100%以内。同时鼓励银行综合运用坏账核销、现金清收和批量转让等手段，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2017年以来共处置不良贷款1.9万亿元。有的观察家将这些行动解读为银行的负面讯息，恐怕不太合理。

六是标本兼治依法规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系统性工程，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强力治标，有效处置重大风险事件，同时，要对所有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排查，严肃处理，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市场上的歪风邪气压制下去。但是从根本建立起规范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更要注重加强金融法治建设，补齐监管短板，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治标成果。2017年，银行业重点推进70多项补短板项目，已完成48项，今年又新提出40多项；保险业去年以来修订出台规章和规范性文件60多项。

七是回归本源服务实体。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金融系统坚持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国成立1.68万个债权人委员会，积极推动企业的财务重组和破产重整。在着力破除无效供给的同时，支持培育新动能，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2017年银行业新增减费让利440亿元，今年一系列新的降成本措施正在陆续出台。信贷增速继续明显超过货币供应量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持续实现“三个不低于”目标。目前，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17.3%，申贷获得率95.1%，但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还需做出新的努力。

八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总书记指出，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历程，解决影响和制约金融业发展的难题必须深化改革。在利率、汇率市场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我们积极推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股权管理，优化机构布局，健全市场体系，持续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有的同志对金融业对外开放心存顾虑，认为开放金融服务业可能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引进外资股东可能威胁国家金融安全，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市场份额只有1.3%，外资保险公司也不过6%左右。事实上，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更无法想象有许多中国金融企业进入全球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前列。金融业扩大开放是增强我国服务业竞争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迫切需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要求，我们正在加快落实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

九是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并服从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人民群众既是金融监管保护的对象，更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依靠力量。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注重发动群众，让群众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教育，提升自身免疫力，同时成长为治乱象的生力军。在打击非法集资过程中，努力通过多种方式让人民群众认识到，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率超过6%的就要打问号，超过8%的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一旦发现承诺高回报的理财产品和投资公司，就要相互提醒、积极举报，让各种金融诈骗和不断变异的庞氏骗局无所遁形。

在充分看到成绩、树立必胜信心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一是自我革命本身意味着许多特有的困难。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知易行难。既有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有利益固化的藩篱，大多涉及体制机制调整，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二是道德风险根深蒂固。相当多的金融机构仍然存在“垒大户”情结，不少企业高度依赖债务投入，各类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没有真正打破，“预算软约束”“投资饥渴症”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市场化法治化破产机制远未形成。三是一些地方、部门、银行和企业缺乏应有的紧迫感和危机意识，对去产能、去杠杆心存侥幸，对不良资产处置和“僵尸企业”出清等待观望、犹豫不决，总希望国家出台政策给予救助。四是平衡各方利益面临很多制约。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兼顾多重利益的难度越来越大，调整越来越困难，有待于各个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征程上，需要着力解决一些领域滞后的问题，加强薄弱环节。当前需要优先考虑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快企业结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处于胶着状态，必须求同存异，寻找最大公约数，建立健全企业、银行、政府各方责任共当和损失分担机制，加快“僵尸企业”退出，加快困难企业重组，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同时，要注意防止生产过剩，形成新的库存。

二是妥善处理企业债务违约问题。市场经济下出现债务违约十分正常，相比国外，我国企业债务违约率总体仍然较低。到2018年5月末，企业债券违约后未兑付金额，只占存量信用债总金额的0.43%。要遵循市场规律，实行差异化金融政策，对于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的企业要坚决退出，对于出现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相关各方要加强沟通协商，采取积极措施共同努力，帮助其渡过难关。

三是大力推进信用建设。金融机构作为信用中介，要带头讲诚信，真实反映资产情况，真实披露相关信息。企业要依法披露自身信息，特别是对债权人更要及时、全面、准确地通报经营状况。去年以来发生债务危机企业提供的教训是，必须防止四处借贷、盲目扩张。一旦出现偿债困难，应主动作为，及时调整经营结构，收缩产业链条，提高偿债能力。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依法依规增进信用信息共享。

四是努力解决违法成本过低问题。无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都要认识到，做假账就是违法犯罪。所有投融资活动都要在阳光下进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媒体网络虚假广告，误导性宣传，欺骗性投资咨询和理财顾问，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公害。究其原因，说到底还是处罚太轻，不足以形成震慑，这种局面必须改变。要加大惩戒力度，对违法违规者必须严惩，必须让他们付出沉重代价。

五是合理把握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平衡。金融创新有利于满足金融消费者多层次、个性化需求，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也要有利于金融风险防范。对于不当创新、过度创新等行为，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制止。对于假创新、伪创新现象更要及早揭露，及时处罚。

六是加强机构投资者队伍建设。持续培育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强化金融机构的专业化分析研究能力，努力促进一流水平投资银行的形成。资管新规和即将发布的理财业务监管办法，有利于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壮大，有利于投资资金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解决直接融资比重过低问题，有利于整个金融体系“开正门、堵旁门”，加速走向规范化、透明化和法治化。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一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我们坚信，只要我们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中国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勇于自我革命，就一定能够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成功跨越这个重大关口。